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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西周政府设有“泉府”这一机构专门“掌以市之征布、敛市之不售、货之滞於民用者”，即负责控管国家税收、收购市上的滞销物资、收发贷款与利息，为需求者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官方途径。

    一般而言，西周政权的借贷形式分为“赊”和“贷”：“赊”主要针对祭祀、丧纪之事，只要求按期归还并不计利息；而“贷”专门针对劳动生产者，则需要计息。而事实上西周为了稳定民情、巩固政权，时常发放无息贷款于民，相当于一种救济与帮助，计息贷款是相对少的。

    不过，若我们想借计息贷款的话，利息又怎么算呢？西周计息的首要考量是地域的远近程度，若住在城市中，国家征赋二十分之一，住在远郊则征赋十分之一，按距离增加由此类推年利率为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不等，在现代基本上年利率超过两成便是高利贷了。

    若古人不幸住在西周远郊地区，就相当于向周天子借高利贷了。然而这之于古代中国，两成的年息却仅仅是个开始。

    春秋战国时期，随着金属货币的出现，古代高利贷也进入了民间。频繁的战争所带来的动乱、灾荒及诸国统治者横征暴敛的情况击垮了毫无抵御能力的平民百姓，借贷的需求高涨，而掌握大量财富的富商大贾及官僚等成了主要的放贷方。放贷主要有货币和谷物两种形式，谷物借贷利率“其出之中佰伍十也”，而有些地区更是高达百分之百的利率。

    战争、灾荒等紧急情况下的借贷多为高昂的倍称之息，而直至政治相对稳定的汉代，高利贷问题始终没有得到缓解，汉代甚至出现了专门从事高利贷的商人集团——“子钱家”。显然，在上述局势下，借贷成了富商、地主等累积社会财富的重要手段，相反的是，无力偿还高利贷的平民百姓往往落得流离失所、家破人亡的困境。

    为改变这样的局面，秦律中曾有服役以抵债的规定，平民百姓可通过抵押或是服役等方式还债。魏晋南北朝时，北魏也开始发布禁止收利过本的规定，而中国最早的抵押机构——质库也在此时随着佛教的盛行应运而生，质库通过抵押、放款、收息，暂缓了平民的经济压力。

    相对于民间高利贷，显然质库的权威性及稳定性为借贷人提供了更高的安全保障，但也并非适用于各朝。

    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宗教大流行之时，尤其北魏盛行佛教，自孝文帝起便掀起一股建寺热潮。随着寺院增多，寺院这股宗教势力也逐步发展起来，直至隋唐时期，在统治集团的扶植下寺院迅速发展出自身独具一格的经济体系——寺院地主庄园，简称“寺庄”。

    唐在中国古代是相对昌盛、繁荣的社会，其商品经济已基本脱离早期自然经济的形态，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阶段。而拥有独立经济体系的寺院就成为主要的放贷者，相对于战乱年代此种体系确实是一个相对适合借贷的好选择，但是其借贷利率相比现代社会仍然属于高利贷。

    此外唐朝还有一些针对借贷风险的保障制度，分别保障了债权人或债务人各自的权益，在违约时有所代偿。另外还有役身折酬、掣夺家资的规限等等。抵押制度也开始出现，以债务人的不动产、动产均可作为抵押物，甚至能以人为质作为借贷契约的担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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