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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世事皆是如此，中丞也不必过于执着上谏之事，想想历朝历代名士大儒皆已轻徭薄赋劝谏帝王，又有谁得以真正的实现呢？”李思衍以此劝道。

    “史载，夏、商两代，徭役比较轻微，大约每个男性壮丁，每年只需要服役一至三日。到了周代，力役之法变得繁密起来，已有所谓兵役、徒役、胥役、乡役等种种服役类目，百姓服役时间也有所增加。而世代儒家反而皆推崇周，这有做何解呢？”

    “嗯，周之后，历代徭役和赋税皆是逐代增长，这确是事实！”崔彧点头道。

    他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，周代实行“井田制”，八家为一井，八八六十四井为一甸，每甸五百余家，是一个徭役单位，其服役人数按土地好坏分为上、中、下三等，朝廷设有司徒，专门负责依据每家每户的土地好坏来定出役多少。

    政府还设有族师，负责查验民众多少来定每个人服役的先后顺序；设有乡大夫，负责辨别老百姓的老幼，以确定每个人需不需要服役。这些专门官职的设立，也表明周代的徭役要重于前代，想受到后世推崇，不过是在形成制度后相对各自所处时期而言要轻而已。

    “楚国大夫伍举主张轻徭薄赋，楚灵王造章华台高十丈，基广十五丈，曲栏拾级而上，中途得休息三次才能到达顶点，故又称三休台。完工后，楚灵王与大夫伍举一起登台曰：‘高台很美吧？’其言‘夫君国，将民之与处，民实瘠矣，君安得肥？’斗且也言‘夫古者聚货不妨民衣食之利，聚马不害民之财用。’足见战国时期百姓被压榨的情况之重，儒家才提出薄其税敛。”李思衍又道。

    “始皇统一全国后，对外不断征战，对内大兴土木，营建阿房宫，动用七十万人；骊山修始皇陵，动用七十万人；北筑长城，动用五十万人；屯戍岭南动用五十万人；北防匈奴三十万人。仅这几项征调就已动用劳力近三百万人，使得民力耗尽，冻饿而死者陈于途中！”不忽木也言道。

    其他两人听了也黯然点点头，同先秦相比，秦代田租、口赋、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，出现了“男子力耕不足粮饷，女子纺绩不足衣服；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，犹未足以澹其欲”的严重局面，到秦二世时，“赋敛无度”，“百姓困穷而主弗收恤”，使社会生产力受到严重摧残。

    “秦朝灭亡之后，西汉建国之初，以清净无为治天下，希望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效果。在财政上主张上求薄而民用给。自高祖确立始，直到景帝时，依然继续执行无为而治，轻徭薄赋之策。不过，汉朝的轻徭薄赋也只是相对于秦朝的横征暴敛而言，汉朝税赋田租为十五税一或三十税一，确是不高。但增加了赋的种类，人头费、更赋、献费、户赋，盐铁等皆需缴纳。”崔彧言道。

    他的一番话，让众人皆点头，可见尽管汉朝标榜轻徭薄税，实际田租在全部赋税中其实只占小部分。也就是说，老百姓虽然可以少交田租，但是自身的负担依然相当沉重，只是相对秦朝来说稍微好一些而已。

    所以当下崔彧心中同样明了，后世历朝的统治者亦都标榜自己“轻徭薄赋”，但历朝轻徭薄赋政策实行的时间都不长。一个新王朝在建立之初，开国之君由于亲眼见到横征暴敛导致人民起义和前朝的灭亡，因此能够注意减轻对人民的剥削，实行一些轻徭薄赋的政策。

    但是政策的执行在现实层面也会大打折扣。即使是新王朝建立初期实行的轻徭薄赋政策，要废除前朝的繁重税赋，但是由于国家赋役制度的混乱，以及财政困难、军需紧急的双向制约，有关废除加征的谕令形同虚文，私征暗派十分严重。

    然而，随着政局稳定，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，政府财政收入增加，统治集团的贪欲也随之增加，横征暴敛现象重新出现。旦有天灾兵祸，兵马过往不息，加上河工城防、土木工程，徭役非但不能轻减，滥加差役派夫反而成为突出，就算统治集团厉行改革，也依然无法做到轻徭薄赋。

    “多谢左丞的开解，吾过于执着了！”崔彧想明白了，轻徭薄赋只是儒家的一个梦而已，并无法在现实中实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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